分類如何既見“垃圾”又見“人”，這場研討聚焦多元共治

在多元主體參與基層共建共治共享的大背景下，如何探索垃圾分類政社協同工作新模式，推動垃圾分類工作向縱深發展，意義重大。

近日，在“蒲公英計劃”垃圾分類志愿服務的實踐探索——暨垃圾分類志愿服務與社會治理研討會上，來自全國多所高校的專家學者圍繞推動垃圾分類的社會政策與行動策略、垃圾分類的公眾教育與宣傳、五社聯動下的垃圾分類宣傳與實踐以垃圾分類創新社區治理等議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重視人的工作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劉建國教授指出，“蒲公英計劃”的核心是關注人本身。人的現代化，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過去我們做垃圾分類，只看到了垃圾，而忽視了人的因素。而現在，我們需要改變這個觀念，我們需要既看到垃圾，也看到人。只有通過做人的工作，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垃圾分類的目標，實現垃圾的減量化，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可持續。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趙一紅教授從垃圾分類的公共參與議題上分享了一些看法。她提出了黨建引領是推動公眾重視和參與垃圾分類的一個重要工作機制，在實際的工作中要注重從關鍵小事上出成效、細化黨建品牌、強化黨員示范機制，做好主流媒體的宣教宣發工作。

同樣針對這個主題，阿牛公益發展中心的理事長唐瑩瑩老師也結合自己的公益實踐發表了看法。她提出，蒲公英計劃展現了在多方參與的過程中的很多關鍵議題，如行動邏輯、主體角色、挑戰及克服方式等，這些都是一線行動者迫切關注的內容，對于想要在其他城市開展垃圾分類實踐的社會組織和個人來說，明確參與點、介入時機、對接對象以及對接平臺等細節是至關重要的，她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研究去深度挖掘這些細節。

建立有效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房莉杰教授結合自己在蘇南地區開展垃圾分類主題調研的經歷談到，垃圾分類的社會政策可稱為日常行為型政策，它與一次性動員政策不同，更注重長期行為方式的轉變和新社會秩序的建立。從“蒲公英計劃”可以看出，內化行為規范和外部制度保障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教育知識內化行為規范的一部分，而外部制度保障則需要政府來實施，在實施過程中，既要警惕政府行為對社區熟人關系和整個社會團結的破壞。也需要注意在動員志愿者的過程中，不要破壞社區的熟人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黃承梁研究員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已深耕多年。他首先介紹了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取得的歷史性、根本性轉折，以及垃圾分類方面所做出的貢獻。隨后支持，垃圾分類工作應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用系統思維、戰略思維來應對，以實現生產方式的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

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黃曉星教授提出，在垃圾分類工作中，五社聯動的基礎依然是共識，包括利益共識和公民共識，而聯動機制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方參與，從“蒲公英計劃”的開展過程可以看出，政府扮演著超然存在的角色，在不斷地為社會主體發揮作用創造條件。同時，專業力量的支撐也很重要，社工機構可以作為支撐主體之一?？偠灾?，五社聯動成功的關鍵在于各主體之間達成高度共識，并形成有效的聯動機制，避免聯而不動，或者動而不聯。

總結可復制經驗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夏循祥副教授認為，深圳市在很多方面做到了意識先行，在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環保領域，這種意識形態先行的做法比運動式的治理更為有效。在垃圾分類的公眾宣教公眾中，意識形態的轉變和科普教育的推進是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的關鍵，需要關注教育的一致性和重復性，深圳作為一個特殊案例，需要在推廣其經驗的同時關注哪些條件可以讓這些經驗實現從特殊化到普遍化的轉變，讓更多的城市學習和借鑒。

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劉曉博士從全球治理的角度對蒲公英計劃及中國未來的垃圾分類實踐進行了展望。她認為，從全球來看，各國在垃圾管理上的發展歷程相似，初期以處理為主，后期逐漸轉向治理體系的建立。垃圾管理愿景是從上往下，希望避免產生垃圾，但實際上發展是從下往上，先滿足基本需求和要求。政府在垃圾管理中先做好兜底，建設好設施。與國際相比，中國垃圾處理投資和設施建設力度大，城市和縣城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接近100%。未來挑戰在于如何通過垃圾分類促進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綠色可持續發展。

長期以來，萬科公益基金會一直致力于社區低碳發展路徑探索支持。萬科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源表示，萬科公益基金會希望助力蒲公英計劃等優秀實踐經驗為更多地區所借鑒，為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和美麗中國的打造貢獻力量。